疫情当前，纪录片《中国医生》告诉我们医生的爱与怕

　　2019年末至2020年春节，一个原本是中国文化传统里一年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富有意味的节日，几出极端的医患冲突事件和之后发生的大规模传染性肺炎疫情，再度把“医生”这个群体推到了最受瞩目的前台。在这个气氛前所未有地紧张和焦虑、压抑与喧嚣并存的春节里，一部名为《中国医生》的九集纪录片悄然播出。

　　《中国医生》剧照。

　　名为“中国医生”，纪录片目光对准的便是中国大地上最普通的医护工作者。制作团队深入全国六家大型三甲医院的妇产科、急诊科、肿瘤科、整容烧伤科、麻醉科、手术室、ICU等科室，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纪实拍摄。目前已经上线的两集分别名为“诚挚”与“成长”。“诚挚”一集讲述的是奋战在中国死亡人数最多的心脑血管疾病领域里，两位正当壮年的资深专家朱良付和王东进，分秒必争、24小时待命、全年无休的高风险、高强度、高压力的极致工作状态背后的“怕死”与“敬畏”；“成长”一集则聚焦烧伤科徐晔和肿瘤科魏嘉两位青年医生，在积极利用各方资源进修学习、为病人寻求科学手段和制度救助的同时，也在实践中逐步体味到理想主义与人性的复杂、现实的艰难之间的难以平衡。成长不仅是医术的提升，更是不断地提高心理承受的极限。

　　纵观这部纪录片，一方面自然地承担了深入浅出地科普各个领域疾病救治专业知识的功能，在巡查、会诊、手术、换药、值班等的日常流程之外，另一条线索则是作为表现主体的这些“中国医生”们在事关生死之时，每个决定和抉择、每个举动和举措背后的情感涌动和人性博弈。大量细节告诉我们，在手术台之外，一个医生的血肉之躯所面对的甚至远远超过了开刀的风险本身：上一秒钟病人家属的恳求与善意，下一秒钟就会因亲人的离去而转化为愤怒的投诉乃至暴力；面对无力回天的患者仍然保有的珍贵的乐观，却只能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自己“不要和病人做朋友”；希望面前，金钱永远是阻碍治愈可能性的最大现实因素；急诊手术之前，医生不得不用手机实时录下对家属病情说明和亲口同意的语音资料……

　　一次又一次的极端医患事件让我们看到，在当代中国现有的医疗资源和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多重利益关系的复杂扭结之下，医生和患者，毫无疑问是这些群体性、结构性矛盾和人性内面最直接发生碰撞的地方，是“首当其冲”。借用第二集中烧伤科医生徐晔的话，“往往是医术的瓶颈还没遇到，人心的瓶颈就遇到了”。这也回应了这部纪录片在央视首播时的名字——《医心》。面对这样的矛盾，医生们向镜头坦言：“最难的事情是将心比心，感同身受是做不到的，我们能做的只有尽量换位思考。”

　　《中国医生》剧照。

　　相较于近年来医疗题材影视和纪录片创作中某些追求戏剧化、娱乐化乃至奇观化的趋势，《中国医生》的制作谈不上“精致”与“华丽”，甚至显得有些“淡”——没有复杂炫技的运镜，没有突然煽情的音乐，没有刻意选取太多生离死别的关头和重病绝症的惨景，寥寥数语的解说词也是点到即止，以冷静克制的叙述话语、平实朴素的叙述姿态，在尽可能如实呈现每一个细微环节的过程中，为理解作为“职业”的“医生”群体、理解他们的“爱”与“怕”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从而显示出制作团队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态度，毕竟对于这份职业来说，那些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本就是他们的日常。而这份冷静中含有的温情，正是在医患矛盾频发、医患冲突异常尖锐的时刻，弥足珍贵的一剂镇静剂，也从另一个侧面反衬出，正处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心的武汉医生们，那些在科室号啕大哭的举动后究竟有多么地不堪重负。

　　这种返璞归真的叙述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起点，是了解、尊重、理性的起点，其并不意在、似乎也不能起到揭露某种病灶之功用，而更多地是以人文主义的视角、人道主义的情怀，在现代医疗技术被神话的今天，将所谓“崇高”、“神圣”、“万能”却又“冷酷”、“无情”的“白衣天使”还原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拒绝渲染悲情，不做道德绑架，也不塑造全能英雄。种种不堪的医患现实暴露出，一个世纪以前鲁迅弃医从文时所立下的“疗救人心”之愿尚有漫长的实现之路，一面是现代社会所内在要求的职业精神和契约制度，一面是这个由传统乡土社会逐渐转变为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人们情感结构和思维方式，首先要为医生和患者之间建立相互理解、建立心灵沟通打开一扇窗口、架起一座桥梁，先有“将心比心”，先有理性、常识与科学态度，才能有以医患者之疾、医社会之心，真正做到“救人救国救世，医人医病医心”。而这不也正是媒体从业人员所应尽职责之所在吗？(王一可)

(责编：郭冠华、丁涛)